移工的主體

有關移工的獨立電影劇本資料搜集工作，這星期開始了。

周日到中環跟組織者的交談，覺得總結了這幾年參與國際運動的經驗。組織者問我，過往跟菲律賓人有什麼接觸？我沒有理性的介紹，只是隨心的告訴他生活經驗，覺得如果有心進入別人的世界，即使沒有直接參與過移工的抗爭，但地球總是小的、圓的，總會找到共同的點。

05年大學二年級，我修了一門Globalization and Citizenship的課，老師播了紀錄片A place called Chiapas，是反全球化運動（有人準確一點說，是反美式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的入門課。那個學期我申請了去墨西哥的交換生計劃，是個在革命現場的浪漫學期。

在我離開香港之前，有一段跟移工有關的小插曲。

我在墨西哥駐港領事館申請學生簽証時，跟年青的墨西哥實習生接待員開了個玩笑，他一直在介紹我大學城Monterrey那邊有啥有玩，我插咀說：「領事館可以給我一些查巴達革命的官方資料嗎？」，他手足無措，不知道我是誰，只是勸我小聲一點，然後約我趕快跟他食午飯。

這個代表領事館的學生是個行動者，午飯時一邊問我看過什麼書，一邊打聽我這個黃種外國人幹嘛要知道查巴達的事，也很興奮有人在異鄉會問起祖國正在發生的革命。

他又談起跟一個留港的菲律賓人的愛情，我在今天要拍片，才記得起來。

不管你是英、美駐港代表，還是第三世界的，晚上總要應酬，實習生也不例外。要一位革命青年跟老板去夜店燈紅酒綠，一點也不好受。那時候他要跟老闆和他的客人去灣仔的夜店消費菲律賓舞娘，看到桌上每一張滾動的啡色的臉，墨西哥青年很感慨地想：「我們不是來自同一個被剝削的世界嗎？我幹嘛有資格消費菲律賓舞娘？」，順理成章，亞非拉同理心打動了一位青年菲律賓舞娘。

有一天，舞娘找他，說留港的生活很無助，每天的生活給黑道控制，她累了。墨西哥青年說要帶她走，舞娘說行李跟護照都給黑道扣起了。她倆浪漫的從尖沙咀往住所奔跑，趁屋子裡沒人，五分鐘就修好行跑掉了。半路上舞娘說她遺留了跟家人的合照，墨西哥青年吸一口大氣，再調頭衝上去，舞娘在樓下擔憂了五分鐘，然後牽著墨西哥青年的手，向不確定的方向奔跑。走到天星碼頭，他們停下來，舞娘坐著哭了，墨西哥青年從口袋裡取出一支玫瑰和一張查巴達漫畫。畫中有個碗子，裡面載著墨西哥白人、混血的和印第安原住民，還有一句口號：「我們是印第安人，也是墨西哥人。」，革命漫畫使她激動了，舞娘想起留港菲律賓人的痛，好像被敲著後腦問道：「你知道你是誰嗎？」。 舞娘哭到收不到聲了，在香港屁一樣的生活，行屍走肉like a rolling stone，那不是指涉生活的糜爛，而是說你是漂泊的nobody。

後來墨西哥青年花了一筆錢把舞娘送回家，舞娘在飛機場問他一句，要不要跟她回菲律賓？兩個對祖國充滿熱情的青年發現，在香港的事情都改變了很多，最後又什麼都沒有的。過了幾天，墨西哥青年跟舞娘的姐姐通過電話，知道她平安回家，舞娘從此沒有回覆了。兩個人看到這段愛情的盡頭，鼻是都酸了，舞娘大概是害怕別離的痛，於是選擇決絕地拒絕所有關於墨西哥的聲音和影像，盡快忘記過去。

我記得，舞娘初來港時很怕香港警察，選擇走近黑道，為什麼？組織者告訴我，人民看到腐敗的菲律賓警察，構成了自小對政權的不信任、對權威的恐懼，來到香港也帶著這副眼鏡保護自己，反而落入黑道的圈套，寧願受他們「保護」。

我問組織者：「舞娘會出來爭取移工權益嗎？」，他說會的。我感受到一個漂泊異鄉的女性移工，原本已是被祖國、異國政府剝削、歧視，當上一個外勞基本上不會擁有尊嚴的，她們愈想過平常人的生活，愈是虛妄，異國說給你較好的工資來換好的生活，那是虛假神話。直到在港的移工女性跑到街上爭取的權益，她們才開始不怕警察，才在生活的狹縫中建立主體，即使在港多年有很多委屈、遺憾，都比不上勇敢站出來時的爽。

移工們要加油，為什麼今天我忍不住要表達壓抑了一年多的聲音？我一直在想，香港人在水泥地長大，我們沒有家鄉，我們改變不了被英國人殖民的過去，效率使我們忘記每一天的痛，也不懂體會別人的痛，現在只能從別人的經驗去學習感受，在每天變化的城市中執拾碎片，認識自己的歷史。

大家能走在一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