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ce in the cities (1974)

德國導演Wim Wenders1974年作品Alice in the cities，非常浪漫的戲。浪子freelance記者美國返​德國途中遇上受到情傷媽媽和她女兒Alice，媽媽跑掉走找情人​，浪子帶著Alice遊歷歐洲，兩個很有性格的人物學習相處，邊​找alice祖母邊傾談未來往何處去，本來浪子用完身上的錢，帶​alice去荷蘭的警署獨自去看搖滾演唱會，怎料Alice又跑​回來，兩人繈繼續流浪，兩人走過不少歐洲國家基層社區，最後Al​ice在船上被警察發現要帶回祖母家，兩人在火車上離別，Ali​ce在口袋裡拿出一張美金給浪子付下一程的火車，兩人互相問候：​「你猜我們下一站會往哪裡去？」，兩個浪子相處故事，以寫實手法​描繪的浪漫故事，強烈推介Alice in the Cities ﹗

台灣反國光石化動只片系列

Ken Loach的導演手法

拍電影時怎樣既跟著劇本進行，也即時觀察演員自我發揮投入故事，導演與演員的互動，是不少電影人思考、實踐一生的課題。

Ken Loach 1969年的作品KES中兩幕戲是很好的例子：

1.公立學校訓導主任召見一群學生，懷疑學生藏有香煙。罰站學生之中，有一位毫不知情，只是代另一位老師傳話，壞學生趁機把煙塞進他的口袋。當小男生以為無事，想趕著回課室。訓導主任發瘋，沒聽他站著的理由，還從他身上找到香煙，於是體罰了他。這一幕最有力的鏡頭，是小男生被打後無奈的眼淚。這一幕不是預先寫在劇本，而是現場真實發生的 （可能是Ken Loach沒有告訴小男生情況下，安排一場冤情戲給他演的。）

2.主人公Casper是位學校常被欺負的小朋友，童年唯一的朋友是後山養的一隻小鷹KES。他在每天晚飯前也會帶些生牛肉，放在手套上引KES來吃。後來跟KES熟了，他把牛肉綁在繩上拋來拋去，KES會在他身邊盤旋飛行，建立了很好的友誼。Casper在片子最後一幕因得罪了哥哥，一直從學校逃跑去後山跟KES見面，發現牠理見了，於是飛奔回家找哥哥算賬，在媽媽面前質問哥哥是否殺了KES時，Casper在沙發上心痛欲絕，然後走到垃圾筒檢回KES的屍體到後山埋葬了牠。Ken Loach拍這一幕前沒有告訴Casper KES的生死，Casper真的以為工作員殺死了KES，電影中才有Casper悲痛的畫面。

Ken Loach拍這兩幕戲前有何考慮，我暫時未找到資料，知道的朋友煩請告之。

The Killing (1956)

沒有為Harris-Kubrick Production賺錢，但賺了名氣的作品。

Jules et Jim 祖與占(1962)

祖與占於一次大戰後重逢的對話：

祖：也許有天我會重拾文學寫本愛情故事，但以昆蟲做主角

祖：我的壞習慣是鑽牛角尖

祖：我妒忌你那麼多才多藝

占：我？我很失敗

占：我知道的都是老師梭侯教我的

占：他問：你想做什麼？答：外交官

占：他問：你有錢嗎？ 答：沒有

占：他問：你可以合法地改名嗎？答：不

占：他說：別妄想做外交官 ，那做什麼好？ 答：一個好奇的人

占：這暫時還不是一項職業﹗

占：旅遊、寫作……學習四海為家，坐言起行，未來是屬於好奇的人

占：法國人夜郎自大得太久了

占：你準能找到替你付旅費的報章

凱塞林：祖說你前途無可限量，我同意，但不一定出人頭地

口腔治療

三月九日的下午一時半，我在facebook留言「喉嚨痛得要死」，沒想到這個表面上普通得要死的痛症，最後弄到我自動送上門，被西醫割開了喉嚨兩次。

喉嚨痛的徵狀，於留言前六天出現的，追溯這入院進行口腔治療的「悲劇」成因前，先回憶一下入院前六天發生過什麼事情：

1. 烈日當空抵擋港鐵人員清拆菜園村

2. 菜園村生活館搬遷 （收工後到佐敦肥仔湘川菜麻辣慶功）

3. 反財政預算案封鎖德輔道中行動，深夜到北角警署聲援

4. 練習李志的《黑色信封》

四件事都需要嘶吼進行的，本來第一天去菜園擋推土機、罵警察後只是聲沙而已，後來每天邊聲沙邊嘶吼，變成喉嚨痛，即是喉部傷口發炎了。

奇怪的是，我的喉嚨痛經驗總是連帶傷風、感冒徵狀的，痛會伴隨鼻水、頭痛、淋巴痛、手軟腳軟、眼乾和疲惓的。但至住院前都是四肢有力，精神飽滿，這也是使我鬆懈，沒有及早救醫的原因之一。

值到三月八日晚上，我連睡覺時嚥口水也會痛醒，喉嚨壁連口水流過也像滾石一樣，室友一心知道就帶我去急症室了。

深夜去急症室的人，總想避開所有分流，直達醫生速戰速決。那天我戴上口罩，跟一心說我待會不會講話，你直接跟接待員說我喉嚨太痛不能發言，接待員詢問我的地址、電話，沒人回應。可能我們樣子裝著焦急，隻字不說的行徑令接待員尷尬，她很快指我們到藍色「緊急」分流區了。（急症室分流： 非緊急Non Urgent、次緊急Semi Urgent、緊急Urgent、危急Emergency。非緊急可能一般傷風、感冒，可以等上半天，危急者通常有比較大的外傷傷口，需要立即處理）

藍色區是個地獄空間，身邊有些人是神志不清的，有些是臉部紅腫、燙傷的，有些是頭部腫脹的嬰兒。只有我跟一心面露笑容，自以為得意洋洋，那時喉嚨已習慣了不讓口水進入，我每兩分鐘就會打開垃圾筒吐口水。那時，我們還不懂為何有資格站在藍區，直到當值醫生用電筒照入我的口腔：「你不用吃藥了，現在立即安排住院放膿。」我問：「住幾天？」，他說：「那要看你的能力了，每個人康復的時間有長有短的」。我看著一心發呆說，一個健步如飛的人，為個因為喉嚨痛小事住院呢？那時候，我還未知道被安排住進四樓的耳、鼻、喉專科。這科字面上的確不是支援肢體殘缺的病人，體質強健的人的耳、鼻、喉的問題，也未必能看得出來的。現在回想，我真是個無知的人，沒自知之明走進西醫的羅網。

電梯門一打開，護士很快帶我們到走廊尾的單人房，房子有一百二十度的景觀，風景滿好的，但未及享受，護士就嚷著要趕我去治療室。推開門子，只見有一位通宵當值的醫生，她手執刀子迎接我。我坐上了一般看牙科的椅子上，我說要放下錢包、文件，護士沒有聽到，只給我一個碗子，說待會用來漱口用的。醫生二話不說把內規鏡塞進我的鼻孔，鏡頭一值伸進喉嚨，自完後拉出來，點兩下頭，就要我張開口，電筒兜了兩個圈說：「現在給你放膿，會有點痛，忍一下。」。醫生一手拿著鐵支撥開我的舌頭，一手把有刺的利刀伸進喉嚨深處，割破發炎部份。外來硬物與深喉流出來的血把你弄得反胃，但你一定要堅持到醫生割開喉壁，從傷口裡找到膿胞位置，再等護士把電筒照準，膠管伸進來把液體吸走才能吸氣。很難想像耳、鼻、喉科醫生、護士怎能每天處理這個畫面，在短短兩分鐘手術裡，我是邊被割開喉嚨，邊閉氣大叫的，這個動作不只反映肉體的痛，也是要防止把膿液吞進去。

手術完了，眼都是紅的，閉氣大叫令人狂流眼淚；滿口是血，但未想漱口。在你一生的口耳相傳中，總以為醫生都會先幫你麻醉，再慢慢處理手術。但當晚麻醉針剛刺進舌頭底部，還未有效果，醫生已好像太忙，按奈不住要割開你的喉嚨了，你不能相信西方醫學可以如此暴力的，那一刻我只能坐下來深呼吸，冷靜下來，這是我人生開的第一刀。那時我也不感到很大壓力，畢竟喉嚨早已發炎得很痛很腫，只想醫生盡快幫我就好了，也未有後悔的，值到六小時後我被叫醒去治療室開第二刀。

早上九點，傷口還在痛，女工送來一碗麥片粥，我醒了，但沒有吃。護士跟著女工開門進來，要我去治療室見醫生，我以為，早上驗查一下也很合理。

推開門，護士把一個碗子塞進我的手裡，要我坐下來。那時候，我已被六、七個耳、鼻、喉專科男醫生包圍了，包括昨天晚上通宵值班的年青女醫生，那天早上她只是站在旁邊。跟我接觸的是個中年男醫生，看起來蠻權威的，旁邊的都很像跟班，有些跟我年紀差不多大的。他拿著電筒，在我口腔兜兩圈說：「昨天的傷口滿是膿的，現在要再幫你放一下，忍住。」

那時我開始緊張了，一來沒看過自己喉嚨的圖片，也不清楚昨天晚上手術的情況，只知道傷口未復元，現在又要把它割破，那是多麼痛苦的事。而且，一直聽醫護人員講話的態度，都是命令式的，令人覺得走進醫院之後，人都沒有什麼權利。醫護團隊表現出來的效率，連很簡單的知情權也抹殺了，每次想到有六、七人大清早拿著刀子等你進來的畫面，都是毛骨怵然的。

這一次，醫生只在傷口上灑了些藥劑，刀子很快就進來了。他的力度比女醫生強，刀子壓破了傷口，我又大叫了，用反胃嘔肚的聲音向他示意，手術要停一下。我低頭，滿碗子都是血，跟他說一聲：「醫生，不好意思。」，他說：「沒關係，不要等太久了，傷口正在流血。」，女醫生問他進度如何，他說：「血很多，但膿還未出來。」。我有點心慌，但滿口血腥的，總要挺下去，吸口大氣，再次張開口，刀子很快又伸進來了。不消一刻，人太緊張，頭輕微仰起了，刀子好像已伸到喉嚨深處，而且從特定一點用力進發，男醫生有點興奮說：「找到了﹗快來幫我﹗」，我覺得刀子已碰到腭骨，醫生再用力推進，仰起了的頭很快躺在椅背上，我都不想看了，閉起眼，只聽到吸管聲在口中鬧來鬧去，然後又是滿臉眼淚，無助的坐在椅子上五分鐘才能冷靜下來，眼前的醫護團隊完成手術，在治療室走來走去，跟我沒有交流，只等待我漱口後自行離開。

第二次開刀後，我要多住一天，眼睛向外面呆著想，西方醫學把我強暴了。手術刀短時間之內把我的身體兩次割開，但傷口能否復元，只能靠抗生素及個人抵抗力，醫生是不負責任的。令我想起輪候時那位當值醫生帶點得意說：「那要看你的能力了，每個人康復的時間有長有短的」，這句話顯得西方醫術對身體的不負責任。半年前，有位親戚驗出大腸癌，開刀割走癌細胞後，傷口一值不能復元，每星期也要割開傷口清洗再清洗，擔誤了化療的日程。諷刺的是，保險員常常說如果你買下保險，手術可以在設施較好的私立醫院進行，那位親戚當時以為在私立醫院做手術就萬無一失了。可惜的是，她看不出，重點是中、西醫對維持人體的完整性的看法，而不是哪一家公立、私立醫的服務較佳的問題。

我在住院第三天早上五點起床，一值在想九點鐘如何面對耳、鼻、喉醫生的重重包圍。既然口腔的傷口已慢慢消腫，痛楚也減輕了，我不想再觸碰它，但我想醫生很可能會說：「多開一次刀，把膿都抽淨，你就可以走了。」，那我可以在手術室跟他們說，我可選擇別的治療方法嗎？如果我跑掉不開刀，他們會如何判定我的病程進度？是改用溫和的手法治療，讓我多住幾天，還是從節省公共醫療資源角度出發，迫我開刀，還是要我立即離開？把所有有害東西割除可能是最省公共醫療資源的方程式，但如果病人選擇不用這種方法，公共醫療系統是否要把他們趕走？醫生是要選擇違反救人的原則，還是可提供更多選擇？另外，我也在想，如果我去跟看起來蠻權威的醫生衝撞，說我要選擇別的治療方法，那醫生會否覺得，病人根本沒有知識去判斷自己的病情，故沒資格選擇，日後更討厭談權益的人？

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但我想有機會當面問出來，場面會很有趣的，即使我身處醫院這封閉的場所，醫生有太多理由拒絕回答我的問題，最後手術繼續要做，那真的自作自受了，想到這點，令人很心寒。我一值想到太陽出來，一位穿黑色風褸的青年推門進來，用電筒照進我的喉嚨說：「消腫了，十點出院好嗎？」，我說好，然後問他：「那九點還要見醫生嗎？」。

我的提問對他不太尊重，他顯得有點尷尬，我猜他很可能是昨天站在權威醫生後面的見習醫生了。看見命令人家出院、準備文件的小事，是由見習醫生做，老大的權力則大至執刀伸入人的口裡，醫學體系的權力，其實不下於軍隊。

移工的主體

有關移工的獨立電影劇本資料搜集工作，這星期開始了。

周日到中環跟組織者的交談，覺得總結了這幾年參與國際運動的經驗。組織者問我，過往跟菲律賓人有什麼接觸？我沒有理性的介紹，只是隨心的告訴他生活經驗，覺得如果有心進入別人的世界，即使沒有直接參與過移工的抗爭，但地球總是小的、圓的，總會找到共同的點。

05年大學二年級，我修了一門Globalization and Citizenship的課，老師播了紀錄片A place called Chiapas，是反全球化運動（有人準確一點說，是反美式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的入門課。那個學期我申請了去墨西哥的交換生計劃，是個在革命現場的浪漫學期。

在我離開香港之前，有一段跟移工有關的小插曲。

我在墨西哥駐港領事館申請學生簽証時，跟年青的墨西哥實習生接待員開了個玩笑，他一直在介紹我大學城Monterrey那邊有啥有玩，我插咀說：「領事館可以給我一些查巴達革命的官方資料嗎？」，他手足無措，不知道我是誰，只是勸我小聲一點，然後約我趕快跟他食午飯。

這個代表領事館的學生是個行動者，午飯時一邊問我看過什麼書，一邊打聽我這個黃種外國人幹嘛要知道查巴達的事，也很興奮有人在異鄉會問起祖國正在發生的革命。

他又談起跟一個留港的菲律賓人的愛情，我在今天要拍片，才記得起來。

不管你是英、美駐港代表，還是第三世界的，晚上總要應酬，實習生也不例外。要一位革命青年跟老板去夜店燈紅酒綠，一點也不好受。那時候他要跟老闆和他的客人去灣仔的夜店消費菲律賓舞娘，看到桌上每一張滾動的啡色的臉，墨西哥青年很感慨地想：「我們不是來自同一個被剝削的世界嗎？我幹嘛有資格消費菲律賓舞娘？」，順理成章，亞非拉同理心打動了一位青年菲律賓舞娘。

有一天，舞娘找他，說留港的生活很無助，每天的生活給黑道控制，她累了。墨西哥青年說要帶她走，舞娘說行李跟護照都給黑道扣起了。她倆浪漫的從尖沙咀往住所奔跑，趁屋子裡沒人，五分鐘就修好行跑掉了。半路上舞娘說她遺留了跟家人的合照，墨西哥青年吸一口大氣，再調頭衝上去，舞娘在樓下擔憂了五分鐘，然後牽著墨西哥青年的手，向不確定的方向奔跑。走到天星碼頭，他們停下來，舞娘坐著哭了，墨西哥青年從口袋裡取出一支玫瑰和一張查巴達漫畫。畫中有個碗子，裡面載著墨西哥白人、混血的和印第安原住民，還有一句口號：「我們是印第安人，也是墨西哥人。」，革命漫畫使她激動了，舞娘想起留港菲律賓人的痛，好像被敲著後腦問道：「你知道你是誰嗎？」。 舞娘哭到收不到聲了，在香港屁一樣的生活，行屍走肉like a rolling stone，那不是指涉生活的糜爛，而是說你是漂泊的nobody。

後來墨西哥青年花了一筆錢把舞娘送回家，舞娘在飛機場問他一句，要不要跟她回菲律賓？兩個對祖國充滿熱情的青年發現，在香港的事情都改變了很多，最後又什麼都沒有的。過了幾天，墨西哥青年跟舞娘的姐姐通過電話，知道她平安回家，舞娘從此沒有回覆了。兩個人看到這段愛情的盡頭，鼻是都酸了，舞娘大概是害怕別離的痛，於是選擇決絕地拒絕所有關於墨西哥的聲音和影像，盡快忘記過去。

我記得，舞娘初來港時很怕香港警察，選擇走近黑道，為什麼？組織者告訴我，人民看到腐敗的菲律賓警察，構成了自小對政權的不信任、對權威的恐懼，來到香港也帶著這副眼鏡保護自己，反而落入黑道的圈套，寧願受他們「保護」。

我問組織者：「舞娘會出來爭取移工權益嗎？」，他說會的。我感受到一個漂泊異鄉的女性移工，原本已是被祖國、異國政府剝削、歧視，當上一個外勞基本上不會擁有尊嚴的，她們愈想過平常人的生活，愈是虛妄，異國說給你較好的工資來換好的生活，那是虛假神話。直到在港的移工女性跑到街上爭取的權益，她們才開始不怕警察，才在生活的狹縫中建立主體，即使在港多年有很多委屈、遺憾，都比不上勇敢站出來時的爽。

移工們要加油，為什麼今天我忍不住要表達壓抑了一年多的聲音？我一直在想，香港人在水泥地長大，我們沒有家鄉，我們改變不了被英國人殖民的過去，效率使我們忘記每一天的痛，也不懂體會別人的痛，現在只能從別人的經驗去學習感受，在每天變化的城市中執拾碎片，認識自己的歷史。

大家能走在一起就好了。

關於記憶的歌

有人喜歡藍（Blue Valentine）

Blue Valentine 是一部很平實的電影，Michelle Williams 、Ryan Gosling和用最踏實的手法演出了一段不敢回首的愛情。每次這對年青夫婦矛吵架，畫面就會回到兩人青春火花的衝動經歷。Ryan 因追求 Michelle被她的男友打至半死；Ryan跟Michelle散步時，Michelle說不出口自己懷孕，Ryan生氣得要爬上大橋的鐵絲網。最浪漫的一幕，是Ryan商店外小結他唱起歌來，邀請Michelle跳舞，音樂趕走了彼此對這段關係猶豫不決迷霧，兩人很快不問什麼走在一起，還在沒有心理情況下成家立室了。

一部拍出回首青年時代的遺憾的電影，當Ryan、Michelle的女孩都生下來，人際網絡、生活模式都定下來的時間，關係的殘酷處不僅是回首的痛，而是不由選擇去面對的痛。小情侶普日一句「我們永遠在一起」，後來變成了Ryan於Michelle在情緒崩潰邊緣時說的：「我會改的，請你告訴我該怎樣做﹗」，聽者都心酸了。

當你看到上面提到的這一幕，會感到愛情的無言和盡頭。

Michelle Williams專訪

車公，敢言直諫

三一簽．中簽

　　

　手執絲綸釣大江，無魚即覺自恓惶；

　大魚拽尾相迎接，酌酒烹茶味見香。

再現倒下了的牆

初三、初四是菜園村《新春糊士托 菜園滾滾來 — 大型廢墟藝術節》，Group 35 沒有表演，只是走到廢墟的邊緣。

團員Ocean在初三晚跟我說：「明天你一定要進來，我們想做的，只完成八份之一。」

他在初三走到菜園村的瓦礫中，搜集一塊塊被推土機砍下來的白色大石，那就是昔日村民用汗水搬來的建屋牆的材料。我們一塊一塊的搬過空地拼湊，在平地再現白色的巨牆。

藝術是「再現」的行為，作品給遊人的視野是屋牆的美、歷史的痛；對創作者來說，拼湊巨牆是走入農民的身體經驗，是肌肉的痛。

都知道了，屋是人起出來的，我們珍視廢墟中的一磚一瓦。

祝福菜園村的朋友兔年諸事大吉。

圖：Group 35 主音Roland攝

台北

蔡明亮電影中的台北，朋友都寫出來了。

離鄉雅房裡的青年人生

文｜早洩兄

photo by AdDa Zei
廢墟建築學院改裝前

休假日的中午，我都會睡眼惺忪站在家門口，眺望淡水河。往事歷歷在目，八年前為了實現夢想，選擇到台北城「打拚」，那年暑假考上大學，爸爸開車載著我離開台南；我在這物價高及收入高的城市唸書、工作、衝撞體制，現在換來一身空虛寂寞與疲累。台北不是我安身的家，我租的地方位於鬧區頂樓加蓋。

八年前，我歡喜北上唸書，沒抽到宿舍那一刻，發現找房子多麼困難。學校附近自助餐店老闆是大地主，有時候老闆會化身為房東，舉著紅色招租看板，熱情看著學生；學生走進招租的屋子，才發現好端端房子改建成「集合旅館」，客廳消失了，窄窄的玄關佈滿各式帆布鞋、高跟鞋、球鞋，牆上掛滿電表。房東熱情說，我們這裡不會吵，適合「一個人」唸書工作，而且很公平，有每個房間一個電表，公共空間一個電表」，此外房間特別裝潢，地板都換上木磚，價錢很合理，一學期只要新台幣六萬五千元( 不含水電費)。我摸一下牆壁「果然一間好好的家被打通，換上木板漆上白漆，三房一廳變成六房，每個房間不時傳來音樂聲，還有電腦嗡嗡叫的聲音，原來離鄉生活就是這樣阿。」

為了節省開銷，我拚命找便宜又能身的地方， 「一個月八千元、七千五百元、六千八百元、五千元！」終於找到了，不過那個房東沒提供洗衣機和廚房，於是我每週到學校宿舍洗衣服，也開始吃八年的便當，我常常

在想「來這城市到底是為了什麼？」為了廚房與洗衣機，我又搬家了，住到士林福港街老舊社區四樓，房東是一對八十歲老夫婦，老伯伯常常跑去大陸，阿嬤很孤獨，每晚看電視；老夫婦對於我的到來感到開心，不過無法容忍我夜歸、晚上聽音樂、抽菸，於是我又搬家了。

我開始意識到，若要享受自己的生活，就只能住在都市邊緣地帶。輾轉好幾年從學生變成上班族，也從四樓雅房搬到陽明山小套房、新店的小房間；二ＯＯ七年台北房價飆漲，我再搬到板橋的頂樓加蓋屋。某天爬到鐵皮屋頂，看著一望無際的板橋、中和、永和、土城，原來頂樓加蓋裡面住一群像我一樣的上班族、學生。有數十萬個跟我一樣的「新台北人」不吃不喝卅年，還買不起房子，我們的戶籍在家鄉，卻在台北縣市當個藍領、白領勞工，大城市裡一座座鋼筋水泥樓就像一間間小型工廠，而我們租的地方不像家，比較像是旅館的房間、下班睡覺的地方。已經習慣不花心思裝飾房間或掩飾牆壁上的壁癌，房間擺設非常簡單，只有書桌、衣櫃、垃圾桶、筆記型電腦、文件、黃埔包( 軍用大背包，搬家是何等容易且有效率)；房間地板總是一層灰塵、空酒瓶、寶特瓶還有幾根陰毛，桌上也只有一盒盒名片和菸灰缸。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和所有人的目的一樣，來這裡只是為了賺錢，總有一天會離開這裡。

現在每個月有新台幣三萬元的薪水，但要扣掉一千一百四十五元的機車燃料、五百元的電費瓦斯費用，五千八百八十元的伙食費、五千元的房租、健保費、稅金，為了維持生活愉快，解除焦慮感，免不了三千元的香菸與酒精。至於電磁爐、地毯、沙發、電視、櫃子、裝飾品，都是多餘的，如果沒存到錢，在城市活著就毫無意義，因此生活中一切都要斤斤計較。開始像個浪子，生活沒有品質，活著只是為了慾望和存錢，而存錢是為了回家鄉過好生活。

很多人存到一百萬元，就要在城市落地生根，把一百萬元當做頭期款買房子，但落地生根的代價是一輩子為房貸而活，住在城市牢籠裡，為公司賣命一輩子也出賣的自由，我想如果能存夠錢回到溫暖的家鄉，做什麼都好，「黑手都可以變頭家」，我想我也能成功。

但令我驚訝的是，為了存一百萬元，我得在台北順利工作十一年，同時付出七十萬元到九十二萬元的房租；如果要存三百萬元，我得在城市工作廿五年到卅年，也同時付出兩百萬元到三百萬元的租金。於是我大膽地擬出「廿年賺三百萬元的移工生活」計畫，「每天穿著體面襯衫上班，下班回到凌亂的房間」，週而復始，不想在這城市留下感情、建立家，存夠錢就脫身。每天風景如一的街道只通往三個地方：公司、房間、可以發洩壓力的地方。

台北市與台北縣共同生活圈，也是遊子上班、喘息、吃喝拉撒、建立夢想的異鄉，這塊巨大水泥地上住滿一、兩百萬外來者。卅年前離開家鄉的人會唱《孤女的願望》，廿年後改唱林強的《向前行》，現在的城市只有五光十色的霓虹燈，沒有主旋律。房間裡的人非常寂寞，晚上活在各自的異想世界裡。

photo by AdDa Zei
廢墟建築學院改裝後

本文同時發表於2010年12月印行廢墟建築學院發行之獨立報《安那其建築園丁》（Anarchist Gardener）

床話

點起香薰，透過牆壁的回音，聽對方說話。

「我已學會處理自己的寂寞了，音樂、電影都把寂寞、孤獨的內涵描寫出來，教曉我們懂得享受痛，它也可以是很美的。」

「那你找到自己了，是不是不理我？」

「可能我們對互相的的生活已不感興趣了」

「生活？那一人的部份呢？以前你都會做些事情的」

房間小小的，地上滿是dvd電影，床只有一張，很大的，闊闊的，我們轉過頭面對面來。

「只有結婚，才能壓抑人的自私。除非我說，我們了解對方都有自己很不爽的地方，我就是為了珍惜眼前人，不想失去一個懂我心的人，要永遠在一起。於是我要為對方改變，走入對方的生活，這承諾是一生一世的，那才叫為了一個人，而不是對人和他的同邊都感興趣，你想要的，是這種生活嗎？」

「那你還珍惜這段關係嗎？」

「我只想放鬆一點，少見一面，可能會更珍惜擁有的時間；談別的事，拉開大家生活的可能，說話不會那麼針對、貼身，總好過天天見面，我們再一起睡，一定會哭的」

歹勢，歹勢，貼身的話，是兩面刃，不能印証對與錯的。

轉過頭來，牆壁的哭聲回音一直沒有停過。床很闊，我們卻只選擇依靠最窄的邊緣。哭得累了，香薰也燒完了，睡了。

床，維持不了這段愛情，不管它是闊的，還是窄的。

戀上單人床

別離的美

前幾天用走的去找籃球場，還是找不到，在下雨天把過程紀錄下來，鏡頭彷彿告訴我，眼前只是海市蜃樓。

看完會哭的台灣賀歲片《雞排英雄》

回香港前獨個兒去看台灣賀歲片《雞排英雄》，看到最後一幕夜市檔販跑到議會前抗議一幕百感交雜，一下子哭了出來。

香港的賀歲片，重個「笑」字，過新年，製片人猜香港人不想觸動「痛」，《雞排英雄》令人哭出來，是笑中有淚，也誠實說出了都市更新下的小市民實況。故事很簡單，一群每天為口奔馳的台灣人各展所長賣小吃活下去，發展商看中他們的租用地，半年內就要蓋高樓了。夜市的自治市長一華的嬤嬤也被搞至入院，一華的叔叔以前是名跟嬤嬤在街邊賣四神湯的小流氓，爛賭欠債累累，後來跑掉了，陰差陽錯當上了議員。一華送了阿嬤的四神湯給叔叔喝，說了句：「窮人可以沒錢，但不可以沒有志氣」，叔叔邊喝湯回憶起昔日幹活，嬤嬤為他抵債的日子，在吵鬧的議會中回心轉意，說：「都市更新都是為了改善人的生活，高樓可以吃嗎？」

賀歲片想拍出台灣精神，最難忘是夜市街坊去議會抗議，口號是「拯救八八八夜市，保護在地精神﹗」，電影也要站在草根人民的一邊說話。再看我們他媽的合拍片《歲月神偷》，講香港精神是六十年代香港人拼搏精神，但完全隱暪了為何當時香港人那麼苦。《雞排英雄》中的女主角思念已故的攝影師爸爸時，會看台灣老照片獨白：「爸爸教我，拍照的人，先要感動自己，才能感動人」，一句說穿了拍電影的人，也應老實對待自己作品的message。香港人都知道，我們回歸後的集體失敗，是因為投機炒賣，不是拼搏與否的問題，所以《歲月神偷》的香港精神是造假的，電影在柏林騙得到老外得獎，特區政府花多錢去宣傳，電影在香港仍然是失敗的，香港人沒有共鳴，因為《歲月神偷》的香港精神，只是管治階級樂見的愚民意志。

台灣的賀歲片也要談「保護在地精神」，我在戲院裡怎能不哭出來？想在香港拍電影人，看了《雞排英雄》都會感到很恥辱。

PS：「保護在地精神」也是台灣管治階級樂見的口號，不過

比較香港的管治階級，台灣的管治者的意志，明顯比較我們的政府、政黨跟草根走得更近，台灣也會有自己藍、綠框架的問題，本土二字都變成政黨之爭，剩下的，就只能看台灣社運的生命力了。

在台灣看的38部電影

在台灣46天，共看了38部戲，部部深刻：

侯孝賢：《兒子的大玩偶》（1983）

侯孝賢：《風櫃來的人》（1983）

侯孝賢：《童年往事》（1985）

侯孝賢：《戀戀風塵》（1986）

侯孝賢：《悲情城市》（1989）

侯孝賢：《戲夢人生》 （1993）

侯孝賢：《最好的時光》（2005）

蔡明亮：《青少年哪吒》(1992)

蔡明亮：《愛情萬歲》(1994)

蔡明亮：《你那邊幾點》(2001)

蔡明亮：《天邊一朵雲》(2004)

蔡明亮：《黑眼圈》(2006)

王童：《稻草人》（1987）

王童：《香蕉天堂》（1989）

王童：《無言的山丘》（1992）

歐陽俊：《錯誤的第一步》（1979）

歐陽俊：《凌晨六點槍聲》（1979）

楊家雲：《瘋狂女煞星》（1981）

楊德昌：《恐怖份子》（1986）

陳玉勳：《熱帶魚》（1995）

陳國富：《徵婚啟事》（1998）

萬仁：《超級公民》（1998）

侯季然：《台灣黑電影》（2005）

戴立忍：《不能沒有你》（ 2009）

園子溫：《死魚》（2010）

Werner Herzog : Aquirrre - The Wrath of God (1972)

Werner Herzog : Fizcarraldo (1982)

Erwin Keusch : I Am My Films (1979)

Derk Harvey : Carnival of Souls (1962)

George A. Romero :Night of the living dead (1968)

Alejandro Jodorowsky : El Topo (1970)

Stuart Samuels : Midnight Movies - From the margin to the mainstream (2005)

Jonathan auf der Heide : Van Diemen's land (2009)

Dan Svátek : Unknown Hour (2009)

Bruce McDonald : Pontypool (2009)

Adam Simon : The American Nightmare (2000)

Mike Schneider : Night of the living dead : Reanimated (2009)

青年

青年不知遺憾，到看懂自己不會處理緣份

睜開小眼

台灣新聞攝影記者打破沉默，拍下紀錄片《睜開左眼》，決定不做電視台的螺絲釘，不再用右眼從view finder看世界，左眼打開後，不曉得有沒有《聖鬥士星矢》處女座沙加的威力，但已夠激動人心了。

嗯，快要回港了，重看畢業前的文字，這幾年奮力跟社會化鬥爭，發現對熱情的定義，俏俏地不停走位，而且觀察力都鈍了，也少了人味，不懂處理身邊的人和事，霸道了。想了一段時間，得出一個結論。

07年畢業進了香港電台當節目編導，是個完為不懂影像的「青頭」，已要戰戰兢兢的背起攝影機了。攝影機很大、很重，外出攜帶前都要考慮一番，不然下班後的背痛就沒有價值。在現場的人看你的強勢存在，知道你是「拍東西」的人，所以這幾年的右眼中的view finder，只看到「大場面」，用「大眼睛」拍出來的，這使我的表達很衝撞體制，也使我不懂人。

嗯，衝撞幾年了，我少了人味，細察人的眼睛愈來愈小。

2011年，決定幫我的大攝影機找個小兄弟，請它幫我走入人的世界，睜開我的小眼睛。

學會睜開大、小眼睛，才能拍出好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