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2日 星期二

Ken Loach的導演手法

拍電影時怎樣既跟著劇本進行,也即時觀察演員自我發揮投入故事,導演與演員的互動,是不少電影人思考、實踐一生的課題。

Ken Loach 1969年的作品KES中兩幕戲是很好的例子:


1.公立學校訓導主任召見一群學生,懷疑學生藏有香煙。罰站學生之中,有一位毫不知情,只是代另一位老師傳話,壞學生趁機把煙塞進他的口袋。當小男生以為無事,想趕著回課室。訓導主任發瘋,沒聽他站著的理由,還從他身上找到香煙,於是體罰了他。這一幕最有力的鏡頭,是小男生被打後無奈的眼淚。這一幕不是預先寫在劇本,而是現場真實發生的 (可能是Ken Loach沒有告訴小男生情況下,安排一場冤情戲給他演的。)


2.主人公Casper是位學校常被欺負的小朋友,童年唯一的朋友是後山養的一隻小鷹KES。他在每天晚飯前也會帶些生牛肉,放在手套上引KES來吃。後來跟KES熟了,他把牛肉綁在繩上拋來拋去,KES會在他身邊盤旋飛行,建立了很好的友誼。Casper在片子最後一幕因得罪了哥哥,一直從學校逃跑去後山跟KES見面,發現牠理見了,於是飛奔回家找哥哥算賬,在媽媽面前質問哥哥是否殺了KES時,Casper在沙發上心痛欲絕,然後走到垃圾筒檢回KES的屍體到後山埋葬了牠。Ken Loach拍這一幕前沒有告訴Casper KES的生死,Casper真的以為工作員殺死了KES,電影中才有Casper悲痛的畫面。

Ken Loach拍這兩幕戲前有何考慮,我暫時未找到資料,知道的朋友煩請告之。

2011年3月21日 星期一

2011年3月17日 星期四

Jules et Jim 祖與占(1962)


祖與占於一次大戰後重逢的對話:

祖:也許有天我會重拾文學寫本愛情故事,但以昆蟲做主角
祖:我的壞習慣是鑽牛角尖
祖:我妒忌你那麼多才多藝

占:我?我很失敗
占:我知道的都是老師梭侯教我的
占:他問:你想做什麼?答:外交官
占:他問:你有錢嗎? 答:沒有
占:他問:你可以合法地改名嗎?答:不
占:他說:別妄想做外交官 ,那做什麼好? 答:一個好奇的人
占:這暫時還不是一項職業﹗
占:旅遊、寫作……學習四海為家,坐言起行,未來是屬於好奇的人
占:法國人夜郎自大得太久了
占:你準能找到替你付旅費的報章

凱塞林:祖說你前途無可限量,我同意,但不一定出人頭地

2011年3月11日 星期五

口腔治療

三月九日的下午一時半,我在facebook留言「喉嚨痛得要死」,沒想到這個表面上普通得要死的痛症,最後弄到我自動送上門,被西醫割開了喉嚨兩次。

喉嚨痛的徵狀,於留言前六天出現的,追溯這入院進行口腔治療的「悲劇」成因前,先回憶一下入院前六天發生過什麼事情:

1. 烈日當空抵擋港鐵人員清拆菜園村

2. 菜園村生活館搬遷 (收工後到佐敦肥仔湘川菜麻辣慶功)

3. 反財政預算案封鎖德輔道中行動,深夜到北角警署聲援

4. 練習李志的《黑色信封》

四件事都需要嘶吼進行的,本來第一天去菜園擋推土機、罵警察後只是聲沙而已,後來每天邊聲沙邊嘶吼,變成喉嚨痛,即是喉部傷口發炎了。

奇怪的是,我的喉嚨痛經驗總是連帶傷風、感冒徵狀的,痛會伴隨鼻水、頭痛、淋巴痛、手軟腳軟、眼乾和疲惓的。但至住院前都是四肢有力,精神飽滿,這也是使我鬆懈,沒有及早救醫的原因之一。

值到三月八日晚上,我連睡覺時嚥口水也會痛醒,喉嚨壁連口水流過也像滾石一樣,室友一心知道就帶我去急症室了。

深夜去急症室的人,總想避開所有分流,直達醫生速戰速決。那天我戴上口罩,跟一心說我待會不會講話,你直接跟接待員說我喉嚨太痛不能發言,接待員詢問我的地址、電話,沒人回應。可能我們樣子裝著焦急,隻字不說的行徑令接待員尷尬,她很快指我們到藍色「緊急」分流區了。(急症室分流: 非緊急Non Urgent、次緊急Semi Urgent、緊急Urgent、危急Emergency。非緊急可能一般傷風、感冒,可以等上半天,危急者通常有比較大的外傷傷口,需要立即處理)

藍色區是個地獄空間,身邊有些人是神志不清的,有些是臉部紅腫、燙傷的,有些是頭部腫脹的嬰兒。只有我跟一心面露笑容,自以為得意洋洋,那時喉嚨已習慣了不讓口水進入,我每兩分鐘就會打開垃圾筒吐口水。那時,我們還不懂為何有資格站在藍區,直到當值醫生用電筒照入我的口腔:「你不用吃藥了,現在立即安排住院放膿。」我問:「住幾天?」,他說:「那要看你的能力了,每個人康復的時間有長有短的」。我看著一心發呆說,一個健步如飛的人,為個因為喉嚨痛小事住院呢?那時候,我還未知道被安排住進四樓的耳、鼻、喉專科。這科字面上的確不是支援肢體殘缺的病人,體質強健的人的耳、鼻、喉的問題,也未必能看得出來的。現在回想,我真是個無知的人,沒自知之明走進西醫的羅網。

電梯門一打開,護士很快帶我們到走廊尾的單人房,房子有一百二十度的景觀,風景滿好的,但未及享受,護士就嚷著要趕我去治療室。推開門子,只見有一位通宵當值的醫生,她手執刀子迎接我。我坐上了一般看牙科的椅子上,我說要放下錢包、文件,護士沒有聽到,只給我一個碗子,說待會用來漱口用的。醫生二話不說把內規鏡塞進我的鼻孔,鏡頭一值伸進喉嚨,自完後拉出來,點兩下頭,就要我張開口,電筒兜了兩個圈說:「現在給你放膿,會有點痛,忍一下。」。醫生一手拿著鐵支撥開我的舌頭,一手把有刺的利刀伸進喉嚨深處,割破發炎部份。外來硬物與深喉流出來的血把你弄得反胃,但你一定要堅持到醫生割開喉壁,從傷口裡找到膿胞位置,再等護士把電筒照準,膠管伸進來把液體吸走才能吸氣。很難想像耳、鼻、喉科醫生、護士怎能每天處理這個畫面,在短短兩分鐘手術裡,我是邊被割開喉嚨,邊閉氣大叫的,這個動作不只反映肉體的痛,也是要防止把膿液吞進去。

手術完了,眼都是紅的,閉氣大叫令人狂流眼淚;滿口是血,但未想漱口。在你一生的口耳相傳中,總以為醫生都會先幫你麻醉,再慢慢處理手術。但當晚麻醉針剛刺進舌頭底部,還未有效果,醫生已好像太忙,按奈不住要割開你的喉嚨了,你不能相信西方醫學可以如此暴力的,那一刻我只能坐下來深呼吸,冷靜下來,這是我人生開的第一刀。那時我也不感到很大壓力,畢竟喉嚨早已發炎得很痛很腫,只想醫生盡快幫我就好了,也未有後悔的,值到六小時後我被叫醒去治療室開第二刀。

早上九點,傷口還在痛,女工送來一碗麥片粥,我醒了,但沒有吃。護士跟著女工開門進來,要我去治療室見醫生,我以為,早上驗查一下也很合理。

推開門,護士把一個碗子塞進我的手裡,要我坐下來。那時候,我已被六、七個耳、鼻、喉專科男醫生包圍了,包括昨天晚上通宵值班的年青女醫生,那天早上她只是站在旁邊。跟我接觸的是個中年男醫生,看起來蠻權威的,旁邊的都很像跟班,有些跟我年紀差不多大的。他拿著電筒,在我口腔兜兩圈說:「昨天的傷口滿是膿的,現在要再幫你放一下,忍住。」

那時我開始緊張了,一來沒看過自己喉嚨的圖片,也不清楚昨天晚上手術的情況,只知道傷口未復元,現在又要把它割破,那是多麼痛苦的事。而且,一直聽醫護人員講話的態度,都是命令式的,令人覺得走進醫院之後,人都沒有什麼權利。醫護團隊表現出來的效率,連很簡單的知情權也抹殺了,每次想到有六、七人大清早拿著刀子等你進來的畫面,都是毛骨怵然的。

這一次,醫生只在傷口上灑了些藥劑,刀子很快就進來了。他的力度比女醫生強,刀子壓破了傷口,我又大叫了,用反胃嘔肚的聲音向他示意,手術要停一下。我低頭,滿碗子都是血,跟他說一聲:「醫生,不好意思。」,他說:「沒關係,不要等太久了,傷口正在流血。」,女醫生問他進度如何,他說:「血很多,但膿還未出來。」。我有點心慌,但滿口血腥的,總要挺下去,吸口大氣,再次張開口,刀子很快又伸進來了。不消一刻,人太緊張,頭輕微仰起了,刀子好像已伸到喉嚨深處,而且從特定一點用力進發,男醫生有點興奮說:「找到了﹗快來幫我﹗」,我覺得刀子已碰到腭骨,醫生再用力推進,仰起了的頭很快躺在椅背上,我都不想看了,閉起眼,只聽到吸管聲在口中鬧來鬧去,然後又是滿臉眼淚,無助的坐在椅子上五分鐘才能冷靜下來,眼前的醫護團隊完成手術,在治療室走來走去,跟我沒有交流,只等待我漱口後自行離開。

第二次開刀後,我要多住一天,眼睛向外面呆著想,西方醫學把我強暴了。手術刀短時間之內把我的身體兩次割開,但傷口能否復元,只能靠抗生素及個人抵抗力,醫生是不負責任的。令我想起輪候時那位當值醫生帶點得意說:「那要看你的能力了,每個人康復的時間有長有短的」,這句話顯得西方醫術對身體的不負責任。半年前,有位親戚驗出大腸癌,開刀割走癌細胞後,傷口一值不能復元,每星期也要割開傷口清洗再清洗,擔誤了化療的日程。諷刺的是,保險員常常說如果你買下保險,手術可以在設施較好的私立醫院進行,那位親戚當時以為在私立醫院做手術就萬無一失了。可惜的是,她看不出,重點是中、西醫對維持人體的完整性的看法,而不是哪一家公立、私立醫的服務較佳的問題。

我在住院第三天早上五點起床,一值在想九點鐘如何面對耳、鼻、喉醫生的重重包圍。既然口腔的傷口已慢慢消腫,痛楚也減輕了,我不想再觸碰它,但我想醫生很可能會說:「多開一次刀,把膿都抽淨,你就可以走了。」,那我可以在手術室跟他們說,我可選擇別的治療方法嗎?如果我跑掉不開刀,他們會如何判定我的病程進度?是改用溫和的手法治療,讓我多住幾天,還是從節省公共醫療資源角度出發,迫我開刀,還是要我立即離開?把所有有害東西割除可能是最省公共醫療資源的方程式,但如果病人選擇不用這種方法,公共醫療系統是否要把他們趕走?醫生是要選擇違反救人的原則,還是可提供更多選擇?另外,我也在想,如果我去跟看起來蠻權威的醫生衝撞,說我要選擇別的治療方法,那醫生會否覺得,病人根本沒有知識去判斷自己的病情,故沒資格選擇,日後更討厭談權益的人?

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但我想有機會當面問出來,場面會很有趣的,即使我身處醫院這封閉的場所,醫生有太多理由拒絕回答我的問題,最後手術繼續要做,那真的自作自受了,想到這點,令人很心寒。我一值想到太陽出來,一位穿黑色風褸的青年推門進來,用電筒照進我的喉嚨說:「消腫了,十點出院好嗎?」,我說好,然後問他:「那九點還要見醫生嗎?」。

我的提問對他不太尊重,他顯得有點尷尬,我猜他很可能是昨天站在權威醫生後面的見習醫生了。看見命令人家出院、準備文件的小事,是由見習醫生做,老大的權力則大至執刀伸入人的口裡,醫學體系的權力,其實不下於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