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ce in the cities (1974)

德國導演Wim Wenders1974年作品Alice in the cities，非常浪漫的戲。浪子freelance記者美國返​德國途中遇上受到情傷媽媽和她女兒Alice，媽媽跑掉走找情人​，浪子帶著Alice遊歷歐洲，兩個很有性格的人物學習相處，邊​找alice祖母邊傾談未來往何處去，本來浪子用完身上的錢，帶​alice去荷蘭的警署獨自去看搖滾演唱會，怎料Alice又跑​回來，兩人繈繼續流浪，兩人走過不少歐洲國家基層社區，最後Al​ice在船上被警察發現要帶回祖母家，兩人在火車上離別，Ali​ce在口袋裡拿出一張美金給浪子付下一程的火車，兩人互相問候：​「你猜我們下一站會往哪裡去？」，兩個浪子相處故事，以寫實手法​描繪的浪漫故事，強烈推介Alice in the Cities ﹗

台灣反國光石化動只片系列

Ken Loach的導演手法

拍電影時怎樣既跟著劇本進行，也即時觀察演員自我發揮投入故事，導演與演員的互動，是不少電影人思考、實踐一生的課題。

Ken Loach 1969年的作品KES中兩幕戲是很好的例子：

1.公立學校訓導主任召見一群學生，懷疑學生藏有香煙。罰站學生之中，有一位毫不知情，只是代另一位老師傳話，壞學生趁機把煙塞進他的口袋。當小男生以為無事，想趕著回課室。訓導主任發瘋，沒聽他站著的理由，還從他身上找到香煙，於是體罰了他。這一幕最有力的鏡頭，是小男生被打後無奈的眼淚。這一幕不是預先寫在劇本，而是現場真實發生的 （可能是Ken Loach沒有告訴小男生情況下，安排一場冤情戲給他演的。）

2.主人公Casper是位學校常被欺負的小朋友，童年唯一的朋友是後山養的一隻小鷹KES。他在每天晚飯前也會帶些生牛肉，放在手套上引KES來吃。後來跟KES熟了，他把牛肉綁在繩上拋來拋去，KES會在他身邊盤旋飛行，建立了很好的友誼。Casper在片子最後一幕因得罪了哥哥，一直從學校逃跑去後山跟KES見面，發現牠理見了，於是飛奔回家找哥哥算賬，在媽媽面前質問哥哥是否殺了KES時，Casper在沙發上心痛欲絕，然後走到垃圾筒檢回KES的屍體到後山埋葬了牠。Ken Loach拍這一幕前沒有告訴Casper KES的生死，Casper真的以為工作員殺死了KES，電影中才有Casper悲痛的畫面。

Ken Loach拍這兩幕戲前有何考慮，我暫時未找到資料，知道的朋友煩請告之。

The Killing (1956)

沒有為Harris-Kubrick Production賺錢，但賺了名氣的作品。

Jules et Jim 祖與占(1962)

祖與占於一次大戰後重逢的對話：

祖：也許有天我會重拾文學寫本愛情故事，但以昆蟲做主角

祖：我的壞習慣是鑽牛角尖

祖：我妒忌你那麼多才多藝

占：我？我很失敗

占：我知道的都是老師梭侯教我的

占：他問：你想做什麼？答：外交官

占：他問：你有錢嗎？ 答：沒有

占：他問：你可以合法地改名嗎？答：不

占：他說：別妄想做外交官 ，那做什麼好？ 答：一個好奇的人

占：這暫時還不是一項職業﹗

占：旅遊、寫作……學習四海為家，坐言起行，未來是屬於好奇的人

占：法國人夜郎自大得太久了

占：你準能找到替你付旅費的報章

凱塞林：祖說你前途無可限量，我同意，但不一定出人頭地

口腔治療

三月九日的下午一時半，我在facebook留言「喉嚨痛得要死」，沒想到這個表面上普通得要死的痛症，最後弄到我自動送上門，被西醫割開了喉嚨兩次。

喉嚨痛的徵狀，於留言前六天出現的，追溯這入院進行口腔治療的「悲劇」成因前，先回憶一下入院前六天發生過什麼事情：

1. 烈日當空抵擋港鐵人員清拆菜園村

2. 菜園村生活館搬遷 （收工後到佐敦肥仔湘川菜麻辣慶功）

3. 反財政預算案封鎖德輔道中行動，深夜到北角警署聲援

4. 練習李志的《黑色信封》

四件事都需要嘶吼進行的，本來第一天去菜園擋推土機、罵警察後只是聲沙而已，後來每天邊聲沙邊嘶吼，變成喉嚨痛，即是喉部傷口發炎了。

奇怪的是，我的喉嚨痛經驗總是連帶傷風、感冒徵狀的，痛會伴隨鼻水、頭痛、淋巴痛、手軟腳軟、眼乾和疲惓的。但至住院前都是四肢有力，精神飽滿，這也是使我鬆懈，沒有及早救醫的原因之一。

值到三月八日晚上，我連睡覺時嚥口水也會痛醒，喉嚨壁連口水流過也像滾石一樣，室友一心知道就帶我去急症室了。

深夜去急症室的人，總想避開所有分流，直達醫生速戰速決。那天我戴上口罩，跟一心說我待會不會講話，你直接跟接待員說我喉嚨太痛不能發言，接待員詢問我的地址、電話，沒人回應。可能我們樣子裝著焦急，隻字不說的行徑令接待員尷尬，她很快指我們到藍色「緊急」分流區了。（急症室分流： 非緊急Non Urgent、次緊急Semi Urgent、緊急Urgent、危急Emergency。非緊急可能一般傷風、感冒，可以等上半天，危急者通常有比較大的外傷傷口，需要立即處理）

藍色區是個地獄空間，身邊有些人是神志不清的，有些是臉部紅腫、燙傷的，有些是頭部腫脹的嬰兒。只有我跟一心面露笑容，自以為得意洋洋，那時喉嚨已習慣了不讓口水進入，我每兩分鐘就會打開垃圾筒吐口水。那時，我們還不懂為何有資格站在藍區，直到當值醫生用電筒照入我的口腔：「你不用吃藥了，現在立即安排住院放膿。」我問：「住幾天？」，他說：「那要看你的能力了，每個人康復的時間有長有短的」。我看著一心發呆說，一個健步如飛的人，為個因為喉嚨痛小事住院呢？那時候，我還未知道被安排住進四樓的耳、鼻、喉專科。這科字面上的確不是支援肢體殘缺的病人，體質強健的人的耳、鼻、喉的問題，也未必能看得出來的。現在回想，我真是個無知的人，沒自知之明走進西醫的羅網。

電梯門一打開，護士很快帶我們到走廊尾的單人房，房子有一百二十度的景觀，風景滿好的，但未及享受，護士就嚷著要趕我去治療室。推開門子，只見有一位通宵當值的醫生，她手執刀子迎接我。我坐上了一般看牙科的椅子上，我說要放下錢包、文件，護士沒有聽到，只給我一個碗子，說待會用來漱口用的。醫生二話不說把內規鏡塞進我的鼻孔，鏡頭一值伸進喉嚨，自完後拉出來，點兩下頭，就要我張開口，電筒兜了兩個圈說：「現在給你放膿，會有點痛，忍一下。」。醫生一手拿著鐵支撥開我的舌頭，一手把有刺的利刀伸進喉嚨深處，割破發炎部份。外來硬物與深喉流出來的血把你弄得反胃，但你一定要堅持到醫生割開喉壁，從傷口裡找到膿胞位置，再等護士把電筒照準，膠管伸進來把液體吸走才能吸氣。很難想像耳、鼻、喉科醫生、護士怎能每天處理這個畫面，在短短兩分鐘手術裡，我是邊被割開喉嚨，邊閉氣大叫的，這個動作不只反映肉體的痛，也是要防止把膿液吞進去。

手術完了，眼都是紅的，閉氣大叫令人狂流眼淚；滿口是血，但未想漱口。在你一生的口耳相傳中，總以為醫生都會先幫你麻醉，再慢慢處理手術。但當晚麻醉針剛刺進舌頭底部，還未有效果，醫生已好像太忙，按奈不住要割開你的喉嚨了，你不能相信西方醫學可以如此暴力的，那一刻我只能坐下來深呼吸，冷靜下來，這是我人生開的第一刀。那時我也不感到很大壓力，畢竟喉嚨早已發炎得很痛很腫，只想醫生盡快幫我就好了，也未有後悔的，值到六小時後我被叫醒去治療室開第二刀。

早上九點，傷口還在痛，女工送來一碗麥片粥，我醒了，但沒有吃。護士跟著女工開門進來，要我去治療室見醫生，我以為，早上驗查一下也很合理。

推開門，護士把一個碗子塞進我的手裡，要我坐下來。那時候，我已被六、七個耳、鼻、喉專科男醫生包圍了，包括昨天晚上通宵值班的年青女醫生，那天早上她只是站在旁邊。跟我接觸的是個中年男醫生，看起來蠻權威的，旁邊的都很像跟班，有些跟我年紀差不多大的。他拿著電筒，在我口腔兜兩圈說：「昨天的傷口滿是膿的，現在要再幫你放一下，忍住。」

那時我開始緊張了，一來沒看過自己喉嚨的圖片，也不清楚昨天晚上手術的情況，只知道傷口未復元，現在又要把它割破，那是多麼痛苦的事。而且，一直聽醫護人員講話的態度，都是命令式的，令人覺得走進醫院之後，人都沒有什麼權利。醫護團隊表現出來的效率，連很簡單的知情權也抹殺了，每次想到有六、七人大清早拿著刀子等你進來的畫面，都是毛骨怵然的。

這一次，醫生只在傷口上灑了些藥劑，刀子很快就進來了。他的力度比女醫生強，刀子壓破了傷口，我又大叫了，用反胃嘔肚的聲音向他示意，手術要停一下。我低頭，滿碗子都是血，跟他說一聲：「醫生，不好意思。」，他說：「沒關係，不要等太久了，傷口正在流血。」，女醫生問他進度如何，他說：「血很多，但膿還未出來。」。我有點心慌，但滿口血腥的，總要挺下去，吸口大氣，再次張開口，刀子很快又伸進來了。不消一刻，人太緊張，頭輕微仰起了，刀子好像已伸到喉嚨深處，而且從特定一點用力進發，男醫生有點興奮說：「找到了﹗快來幫我﹗」，我覺得刀子已碰到腭骨，醫生再用力推進，仰起了的頭很快躺在椅背上，我都不想看了，閉起眼，只聽到吸管聲在口中鬧來鬧去，然後又是滿臉眼淚，無助的坐在椅子上五分鐘才能冷靜下來，眼前的醫護團隊完成手術，在治療室走來走去，跟我沒有交流，只等待我漱口後自行離開。

第二次開刀後，我要多住一天，眼睛向外面呆著想，西方醫學把我強暴了。手術刀短時間之內把我的身體兩次割開，但傷口能否復元，只能靠抗生素及個人抵抗力，醫生是不負責任的。令我想起輪候時那位當值醫生帶點得意說：「那要看你的能力了，每個人康復的時間有長有短的」，這句話顯得西方醫術對身體的不負責任。半年前，有位親戚驗出大腸癌，開刀割走癌細胞後，傷口一值不能復元，每星期也要割開傷口清洗再清洗，擔誤了化療的日程。諷刺的是，保險員常常說如果你買下保險，手術可以在設施較好的私立醫院進行，那位親戚當時以為在私立醫院做手術就萬無一失了。可惜的是，她看不出，重點是中、西醫對維持人體的完整性的看法，而不是哪一家公立、私立醫的服務較佳的問題。

我在住院第三天早上五點起床，一值在想九點鐘如何面對耳、鼻、喉醫生的重重包圍。既然口腔的傷口已慢慢消腫，痛楚也減輕了，我不想再觸碰它，但我想醫生很可能會說：「多開一次刀，把膿都抽淨，你就可以走了。」，那我可以在手術室跟他們說，我可選擇別的治療方法嗎？如果我跑掉不開刀，他們會如何判定我的病程進度？是改用溫和的手法治療，讓我多住幾天，還是從節省公共醫療資源角度出發，迫我開刀，還是要我立即離開？把所有有害東西割除可能是最省公共醫療資源的方程式，但如果病人選擇不用這種方法，公共醫療系統是否要把他們趕走？醫生是要選擇違反救人的原則，還是可提供更多選擇？另外，我也在想，如果我去跟看起來蠻權威的醫生衝撞，說我要選擇別的治療方法，那醫生會否覺得，病人根本沒有知識去判斷自己的病情，故沒資格選擇，日後更討厭談權益的人？

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但我想有機會當面問出來，場面會很有趣的，即使我身處醫院這封閉的場所，醫生有太多理由拒絕回答我的問題，最後手術繼續要做，那真的自作自受了，想到這點，令人很心寒。我一值想到太陽出來，一位穿黑色風褸的青年推門進來，用電筒照進我的喉嚨說：「消腫了，十點出院好嗎？」，我說好，然後問他：「那九點還要見醫生嗎？」。

我的提問對他不太尊重，他顯得有點尷尬，我猜他很可能是昨天站在權威醫生後面的見習醫生了。看見命令人家出院、準備文件的小事，是由見習醫生做，老大的權力則大至執刀伸入人的口裡，醫學體系的權力，其實不下於軍隊。

移工的主體

有關移工的獨立電影劇本資料搜集工作，這星期開始了。

周日到中環跟組織者的交談，覺得總結了這幾年參與國際運動的經驗。組織者問我，過往跟菲律賓人有什麼接觸？我沒有理性的介紹，只是隨心的告訴他生活經驗，覺得如果有心進入別人的世界，即使沒有直接參與過移工的抗爭，但地球總是小的、圓的，總會找到共同的點。

05年大學二年級，我修了一門Globalization and Citizenship的課，老師播了紀錄片A place called Chiapas，是反全球化運動（有人準確一點說，是反美式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的入門課。那個學期我申請了去墨西哥的交換生計劃，是個在革命現場的浪漫學期。

在我離開香港之前，有一段跟移工有關的小插曲。

我在墨西哥駐港領事館申請學生簽証時，跟年青的墨西哥實習生接待員開了個玩笑，他一直在介紹我大學城Monterrey那邊有啥有玩，我插咀說：「領事館可以給我一些查巴達革命的官方資料嗎？」，他手足無措，不知道我是誰，只是勸我小聲一點，然後約我趕快跟他食午飯。

這個代表領事館的學生是個行動者，午飯時一邊問我看過什麼書，一邊打聽我這個黃種外國人幹嘛要知道查巴達的事，也很興奮有人在異鄉會問起祖國正在發生的革命。

他又談起跟一個留港的菲律賓人的愛情，我在今天要拍片，才記得起來。

不管你是英、美駐港代表，還是第三世界的，晚上總要應酬，實習生也不例外。要一位革命青年跟老板去夜店燈紅酒綠，一點也不好受。那時候他要跟老闆和他的客人去灣仔的夜店消費菲律賓舞娘，看到桌上每一張滾動的啡色的臉，墨西哥青年很感慨地想：「我們不是來自同一個被剝削的世界嗎？我幹嘛有資格消費菲律賓舞娘？」，順理成章，亞非拉同理心打動了一位青年菲律賓舞娘。

有一天，舞娘找他，說留港的生活很無助，每天的生活給黑道控制，她累了。墨西哥青年說要帶她走，舞娘說行李跟護照都給黑道扣起了。她倆浪漫的從尖沙咀往住所奔跑，趁屋子裡沒人，五分鐘就修好行跑掉了。半路上舞娘說她遺留了跟家人的合照，墨西哥青年吸一口大氣，再調頭衝上去，舞娘在樓下擔憂了五分鐘，然後牽著墨西哥青年的手，向不確定的方向奔跑。走到天星碼頭，他們停下來，舞娘坐著哭了，墨西哥青年從口袋裡取出一支玫瑰和一張查巴達漫畫。畫中有個碗子，裡面載著墨西哥白人、混血的和印第安原住民，還有一句口號：「我們是印第安人，也是墨西哥人。」，革命漫畫使她激動了，舞娘想起留港菲律賓人的痛，好像被敲著後腦問道：「你知道你是誰嗎？」。 舞娘哭到收不到聲了，在香港屁一樣的生活，行屍走肉like a rolling stone，那不是指涉生活的糜爛，而是說你是漂泊的nobody。

後來墨西哥青年花了一筆錢把舞娘送回家，舞娘在飛機場問他一句，要不要跟她回菲律賓？兩個對祖國充滿熱情的青年發現，在香港的事情都改變了很多，最後又什麼都沒有的。過了幾天，墨西哥青年跟舞娘的姐姐通過電話，知道她平安回家，舞娘從此沒有回覆了。兩個人看到這段愛情的盡頭，鼻是都酸了，舞娘大概是害怕別離的痛，於是選擇決絕地拒絕所有關於墨西哥的聲音和影像，盡快忘記過去。

我記得，舞娘初來港時很怕香港警察，選擇走近黑道，為什麼？組織者告訴我，人民看到腐敗的菲律賓警察，構成了自小對政權的不信任、對權威的恐懼，來到香港也帶著這副眼鏡保護自己，反而落入黑道的圈套，寧願受他們「保護」。

我問組織者：「舞娘會出來爭取移工權益嗎？」，他說會的。我感受到一個漂泊異鄉的女性移工，原本已是被祖國、異國政府剝削、歧視，當上一個外勞基本上不會擁有尊嚴的，她們愈想過平常人的生活，愈是虛妄，異國說給你較好的工資來換好的生活，那是虛假神話。直到在港的移工女性跑到街上爭取的權益，她們才開始不怕警察，才在生活的狹縫中建立主體，即使在港多年有很多委屈、遺憾，都比不上勇敢站出來時的爽。

移工們要加油，為什麼今天我忍不住要表達壓抑了一年多的聲音？我一直在想，香港人在水泥地長大，我們沒有家鄉，我們改變不了被英國人殖民的過去，效率使我們忘記每一天的痛，也不懂體會別人的痛，現在只能從別人的經驗去學習感受，在每天變化的城市中執拾碎片，認識自己的歷史。

大家能走在一起就好了。